從劇場觀眾到演員：Playback Workshop 給自語與身體的一個機會！

2008 Jun 24 Back

從劇場觀眾到演員：Playback Workshop 給自語與身體的一個機會！

一代人公社～～龐一鳴（BB）、鄺震傑（Jeff）、

潘韻如（鯇魚）、范立軒（Fanhin）

阿良的 ── 攪笑與好彩 ── 的故事

阿良的故事，是從「攪笑」二字開始說起。話說在一次「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 下簡稱「一」劇場）的練習中，主持 (Conductor) 邀請大家分享一個關於精神健康的故事。阿良馬上說自己有一個「好攪笑」的故事……

「０個時我心情好低落，屋企人死既死，又有好多問題，於是我一個人行左落街。」想不到原本打算到街上散步，結果一走竟走了四天，由居住的柴灣走到沙頭角。一眾演員聽到之後都不禁失笑，連阿良本人在多年後想起都感到好笑。

在這四天的旅程中，惡劣的心情還遇上了惡劣的天氣。最初只是打算到街上散步，沒有帶備雨具和足夠金錢。四天的旅程中，阿良的衣服漸見襤褸，金錢漸見不支。阿良說自己根本形同乞丐，甚至在超級市場，偷偷拆開食物的包裝；即使睡在公園中，也被警衛驅趕，要到公廁借宿。碰巧走到沙田某處，找到一個草坪，前面有一道草叢遮蓋著路人的視線，附近還有數個黑色大垃圾膠袋。於是他把膠袋鋪在地上，然後鑽進其中一個膠袋。這樣便不怕被人驅趕，也不怕被風吹雨打，終於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沒人看到自己。豈料附近民居的狗隻卻嗅到有陌生人，連連大叫。那些主人不知道狗隻為何大叫，只得無奈。後來狗隻也吠得累了，只好睡覺去。在旅途中，阿良又曾遇到一輛私家車主動搭訕，說要載他出市區。阿良心想，他要不是想打刧的賊車，便是警車在巡捕偷渡客。反正自己也沒什麼好怕了，於是答應上車，省省腳骨力也好。原來，司機真是一名警員，他知道阿良不是偷渡客之後，也只是把他載到附近的警局，留下記錄，便讓阿良獨自回家。

阿良憶述這四天經歷的過程中，經常提到「攪笑」、「好彩」。然而，攪笑的故事背後卻是笑中有淚。說故事人 (teller) 輕描淡寫地憶述過去的故事，但不以為然的表情下，還有千絲萬縷的情意結留在心中。作為聆聽故事的人，或許我們本來跟阿良在這四天自我放逐的旅程中所遇見的人和事一樣，只是擦身而過。但藉著故事的連結，聆聽故事的和說故事的之間的關係，便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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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遇上了＃思覺＃失調

公立醫院中，病人和醫護人員的權力關係，高低之別，且看以下的對白。

～藥物包裝袋上「服藥一日三次，每四小時一次」

～病人覆診表上「請於2００ｘ年ｘ月ｘ日，早上十時回ｘｘ科覆診，逾時自誤。註：請提前十五分鐘到達」

～電話查詢系統「．．．現在系統非常繁忙，請於咇一聲之後留下你的問題．．．」

～護士或輔助人員的回應「這個我不知道，你直接問醫生吧．．．」

～醫生的回應「我只能處方這些舊藥給你，新藥你得自己到註冊藥房買吧」

～醫生的查詢「哪裡不舒服？怎樣不舒服？甚麼時候開始？從前有否類似不舒服的經驗？有否藥物／食物敏感？是哪種藥物／食物？」

病人在求醫的過程中，對以上一連串的問題／指示／命令應該不感陌生。尋求協助和專業意見的病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大部份病人只能回應「明白／不明白」、「是／不是」。在查詢一方的角度，超越這些問題範疇的答案多被當作多餘，病人的感受和故事也無助於改變施診的方向和內容。加上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令前線醫療人員長期不足，醫生更是無暇照顧病人敍事和被聆聽的需要，進一步兩極化兩者的權力位置。

大部份病人都會甘於扮演被動者的角色，誇張而言是甘心犧牲行使權力的機會，並信任醫生已提供了最佳的專業診治；要麼在這場信任或「被迫」信任的權力關係之外，得多花數倍的力量來提出疑問及「爭取」病人權益，得到一些可能只是自己應得資訊和待遇，唯先決條件是病人必須具備相當的資源（時間、膽量、個人表達能力、協助團體的聯絡方法、爭取渠道的資訊等），才能突破常規關係，成為少數中的少數。

以上的情況，在一般病人如是，在精神病患者和醫護者的關係中則更見極端和牢固。

瘋狂％故事背後％的遐想％與多想

去年的3月的一個週六早上，我們以「重新認識你的朋友」為題，在葵涌醫院為仍在院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演出了「一」劇場。那次的經驗和感受，至今仍然強烈。

在一代人的眼中，「一」劇場既可發揮了個人層面（觀、演雙方）上的心靈慰藉和敍事需要，甚或治療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群體的建立方面，「一」劇場亦提供了凝聚力量及互相認同的空間，突破問題個人化，並嘗試在劇場敍事的集體處境尋找問題出路的可能。過去一代人也在不少弱勢社群中演出，視為一種義工服務，也在這些社群中引起不少正面的迴響及作用。

醫院每星期也會安排一些小組活動，讓院友們可以在恆常的治療、工作和生活之間，也能有一些特別的活動。它說是一種打發時間的環節，也可視為一種 “Meaningful Engagement”，而這次演出的發起人，正是一位院中工作的護士，在早前隨一代人學習及公開演出「一」劇場之後，認為可以讓那種 “Meaningful Engagement” 更能發揮深一層的意義，爭取以一種較少用的藝術渠道來探索院友與院友間、以及院友和醫護人員之間的互動。

演出前，我們也擔心如何讓觀眾投入這次演出中，自覺也是一項相當的挑戰。一來猶疑他們的精神狀況是否清晰足以和別人溝通（事實上當日有三至四成觀眾相信因藥物關係未能集中精神，而其中一位說故事人也間接透露了他對藥物所引致的渴睡情況表示厭惡）；二來是本身也未能敏感於「抽象語言引致的距離」，例如感受和比喻的概念、某些衝口而出的英文詞彙、一些假設性的問題（可以的話你會和某某說一句甚麼話），令主持與觀眾間的對話出現一些阻礙；三來著意於「安全地」挑起話題也令主持的發問和推展顯得小心奕奕，例如海洋公園的故事中，本打算問及關於說故事人的家庭狀況，但恐怕／意識到這或許是說故事人病況的關鍵點，故未敢深入發問，只能簡單的問完便演出：這些內心的盤算不下十數次的在過程中出現，令主持自身也難集中享受劇場之中。

當日所演出的故事中，包括了一名女院友被外星人綁架的故事、一名男院友表達自己對李小龍的強烈擁戴和自我身份投射、以及一名男院友以較為現實角度表達對院方所安排的日常慣常工作「熨衣服」的厭惡感，而穿插在這些故事之中的，則是其他院友觀眾們因服藥而產生的「抽離式」參與。

初段我們先自我介紹一番，及後便向觀眾發問他們會否一如演員般，可以利用一樣事物作為自我的比喻。面對廿多三十位觀眾，從他們的表情看來，相信他們未必意會到這個「比喻」的要求，於是我們再次一個一個的介紹演員剛才以哪些物件來自我比喻（此舉及後在演後檢討會中也被提醒，彷彿在「控訴」觀眾們的不投入），然後一再向觀眾提問。這次又多了一些反應，當中較明顯的是一位男士（阿權），口中喃喃自語的他，當被我問及時，他選擇以李小龍比喻自己，在澄清他為何有此選擇時，他斷斷續續的表示因為李小龍又大隻、又靚仔、又懂得演戲，並且間中他也背出某些經典的對白「我讀得書少．．．」、「我唔識字」等等。當再次澄清說故事人是否希望成為李小龍一般，但也換來相差不遠的回應。由於對話已開始了若干時間，故我（主持）也不糾纏於這些澄清之上，便邀請演員以流動塑像的型式演出阿權以李小龍作的自我比喻。

演員或重複著阿權對李小龍的評價、或以李小龍的招牌動作（擦鼻、踢腿）、或說出某些經典對白，等等，並終歸最後以這些來比喻來表現阿權就好像李小龍一般咁勁！在我（主持）眼中這次的流動塑像只平白的將說故事人和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放置在同一個空間之中來作對照，但由於阿權未必意會演員的用意，不只是模仿李小龍，更可能是阿權本身個人形像的投射，故個別演員作結時表示他所演繹的李小龍形象，就是阿權之時，他的反應頗大，在自己的座位中激動地表示「我不是李小龍，我是阿權，你都傻0既」。

演繹之後，原本想向他及其他觀眾稍為解釋一下剛才的塑像的意圖和形式，但我（主持）發覺說故事人的狀態，大部份時間似乎和當下的環境隔離，只在某些的刺激點上（例如：自己的名、李小龍、個別字眼．．．）他才會重回現實與人接觸（但未至於可以溝通與對話），故我（主持）選擇輕輕的帶過，未能完整的問及他對剛才塑像的反應以作進一步的澄清。

事後同場的醫護人員，對於院友們未能「配合」我們的演出，深表歉意。院友們所分享的故事和感受（被外星人綁架以至相戀的故事及李小龍上身的經歷），或許在前者的眼中這只是虛構的、非真實的，而當我們的演出和重現這些經歷卻一再肯定了其「真確」性。此刻「真實」與「虛構」、院友和醫護人員的矛盾瞬間展現，回顧文章前段所述的病人與醫護人員間的兩極權力位置，擁權者一再輕易為院友的經歷界定為「不真實」且認為是不需被認真回應，亦因此令「一」劇場在個人層面上的意義，顯得有點有心無力。極至而言，「一」劇場雖喚醒院友被聆聽和分享的需要，但卻敵不過擁權者也因此而生的質疑，而往往被犧牲的只會是弱勢那方。

另一名院友以較現實的角度分享對院方所安排的恆常工作的極度厭惡感，事實上相信這些也是大多數院友的共同感受，但過半的觀眾因藥物的影響而難以集中觀賞，欲睡的狀態下也就難以集結觀眾們的共同經歷，更遑論在這基礎上凝聚社群的力量，嘗試回應這集體的問題和處境。在院方安排下的場合、必須恆常服用令人失去認知和集中能力藥物的院友們，集體的意義只能說是一個一個的肉體湊合，「一」劇場在集體層面上的效應也能難以發揮。誠然，脫離了醫院的體系中，相信連這種抽離式的湊合也更難出現。（原因相信也不能想像，留待讀者自行發揮）

面對／權力／我失語了／我要／顛覆／搖撼／世界

在不尊重說故事人的故事和感受的體系中演出 Playback Theatre 、在無可奈可下以抽離式的聚合所形成的觀眾群中演出 Playback Theatre 、在只求 “Meaningful Engagement” 的前提下演出 Playback Theatre ，或許是一種可惜和對「一」劇場的閹割，但畢竟在這次嘗試和失敗後，我們尚未有完全放棄的理由。

因為我們仍然相信「一」劇場在呈現個體故事的重要及意義，在社會建構及知識權力的運作下，個體的經歷被任意挪移及修改，我們片段的經驗被迫抽離我們的真實生活而被組成另一個自己──一個陌生的自己，被迫與主流論述融合的自己。至此，甚麼是成功、甚麼是快樂、甚麼是「唔舒服」、甚麼是癲狂、甚麼是「唔正常」．．．都被擁權者設限了。要麼我們只能鸚鵡學舌，或──只能失語！

在「一」劇場中，我們找到了可能性，在尊重及聆聽下，我們建設了一個例外的平台，透過多元的生活經驗與豐富的想像力，一次又一次的重寫自己的故事，演化了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生活和社會關係賦予意義，不再被主流故事（那些不全屬於自己的生活經驗）所限制，透過故事的踐行（論說）與他人的互動，自身再擁有權力塑造自己的生活與未來，不再被物化及客體化。單一的演出可能不足以改變甚麼，但所造成的每一次例外卻是一次又一次的顛覆，搖撼著既定而權力分配懸殊的世界／社會。

演出技巧的確仍有待琢磨，演出中各方參與者的權力位置更需要小心處理！相信一代人公社不會是唯一尋索答案的個體，以上的經驗僅為小小的尋問基礎而已。願這些問號能召集更多的尋道之士，與這個一直被忽略的社群同行，在殊途上得享Playback Theatre的樂趣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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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故？事的？延？續

從柴灣走到沙頸角的阿良在後來的工作坊練習中，跟我們分享了更多關於自己精神壓力的來源──家庭和工作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壓力無所不在

阿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典型草根階層。兄弟姊妹眾多，一家人為口奔馳。阿良憶述一次小時候被誤會的經歷：

「０個次我大姊唔見到個五蚊，佢一來就問我，係咪偷左佢個五蚊，又不停話我。即係０個時屋企好窮，五蚊己經唔算少錢，但０個時既我絕對唔會做Ｄ咁既野。咁我咪問佢有無搵清楚，有無問下係咪二妹拎左。……後來我再問番佢０個五蚊搵成點。佢話原來係二妹拎左。佢對二妹同我係兩種態度。佢不停咁話我，好似係我偷左佢咁。但佢無話二妹，仲話只係『拎』左。即係咁樣講說話，其實好唔好。一個問都無問就話『偷』，一個就只係『拎』。我覺得好唔公平。」

之後演員們把阿良的故事演繹出來。他對其中一句對白，印象特別深刻。「我係你細佬來架，我係咩性格唔通你唔知咩。」阿良坦言姊姊不是外人，跟自己相處多年，為何會不相信自己呢？雖然這己經是數十年前的時，但阿良回憶的時候，不憤之情仍溢於言表。我們聽到的不單是阿良對公平、信任、了解和尊重的需要，也聽到一個人情感受到傷害，不論多少年日，也需要一個出口，讓自己的感情得到理解、明白。演員在演出的時候，不只是模仿說故事人的過去，也融合了自己的經歷去創造角色。也有一次，演員聽了阿良分享自少在家庭中長期受壓，於是演繹了阿良哥哥睡夢中被吵醒之後，向家人大發脾氣的一個場境。其實這件事阿良沒有說出來，演員們的即興演出和創造力帶來了一種無法／需用言語表達的呼應感。

在劇場中，我們重新發現了人與人的同情共感。

阿良進一步分享的故事中，不難見到人與人關係之間的隔膜不只出現在家庭，也出現在工作環境中。這種不被理解的狀況，令阿良的情感沒有出口，導致情緒極為困擾，最後甚至面臨崩潰。

阿良說他讀到高中的時候，家人因經濟困難，催逼他找尋工作。那時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適合做什麼，最後因為父親的連帶關係，他到了車房當學徒。他形容，在家中飽受哥哥施授的壓力，用高壓去「打理成頭家」，例如他會無理取鬧、欺打母親。在車房中，又遇著只會旁觀挑剔的師傅。黃毛小子剛剛進入社會，面對著環境的轉變，不懂應對，壓力不但無處消解，反而處處受嚴苛批評。他形容，在家和在車房中，仿似分別有兩個阿哥。

阿良不但默默忍受著隔膜、批評，還有閒言閒語、冷嘲熱諷。話說阿良因為不勝壓力負苛，又找不到別人傾訴，竟開始自言自語。身邊的工友亦開始發現，阿良為了掩飾，只好說自己不過喜歡唱歌罷了。想不到這竟成了工友間的笑話，還令阿良聲名大噪，全工厰也知道有一個「發明星夢的阿良」。

「佢唔洗撈喇，聽日去做歌手！」

「喂，不如搵我做你經理人啦！」

「阿良，唱隻歌來聽下～～」

這些無心快語，隨心的玩笑，阿良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雖然壓力難堪，但阿良竟不知不覺忍受了五年之久。主持人問他，現在回想起來，鼓起勇氣辭掉工作，是否一個正確決擇？阿良表示，他認為是正確的。他頓了一會又說：「其實我一早就唔應該做０個份工。」自己根本不適合那份工作，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便聽家人使喚當上車房學徒。

阿良的故事中，壓力無所不在。若再進一步，我們不難發覺，壓力的窒息感，往往是來自被誤解、自己切身的感覺和感受被忽視。阿良不但不被家人和同事了解，甚至怪責自己當初不了解自己的志向，才會入錯行。

莫名其妙的舉動

　　了解別人、了解自己，是一生人要面對的問題。阿良現在笑著說，回想到自己八九年第一次精神病發作的故事時，仍感到莫名其妙。

「０個時係一九八九年，我入瑪麗醫院住左三個月。出來之後，個人仍然好漫無目的。結果走左去參加遊行。０個陣時仲要八號風球，我都無諗過自己會做埋Ｄ咁既野，都唔知有無攪錯。不過因為呢八萬人八號風球都去上街，之後引發左百萬人遊行。」

阿良在另一次的練習中，又不禁回想到八九年的經歷。阿良進一步整理了「唔知有無攪錯」的感受。

「即係０個頭走去自殺，呢頭又走左去遊行，即係都唔知自己係諗緊咩。」

「自己連個家庭都關心唔來，竟然會去關心個咁大既社會。」

演員不停被阿良的故事牽動，一時發笑，一時皺眉。其實每個人誠懇地面對自己時，總難免為自己的過去決定和舉動感到不明所以。沒經整理的故事往往會流失，但錯縱複雜的感受卻始終留在心裏。阿良在練習的過程中，一步一步整理自己的故事，也一步一步重拾過去潛藏感受，與當下的生命呼應，而這些感受不論對說故事人阿良或聽故事的人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

熒幕裏的故事．我的故事在熒幕裏

阿良是一個電影迷。他的故事與熒幕有著微妙的關係。

曾經一段時間，阿良不論在家庭和工作環境中也飽受壓力和誤解，電影成了他壓力的出口。投入於與自己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阿良可以抽離於沉重的情緒，讓心靈得到歇息。

然而，影音的威力也有其威嚇的一面。阿良說往往看過港台的處境劇之後，都心感不安。因為那些劇集的描寫非細膩逼真，看電視就好像再次面對現實一樣。然而，「一」劇場的演繹和電視劇的演繹有何分別，以致前者能達到支持和鼓勵說故事人自我了解和自我表達的效果呢？時間當然是重要因素。阿良練習「一」劇場時，畢竟與事情有一段時間的距離，並非身陷其中，較能坦然面對。另一方面，「一」劇場的互動精神亦非常重要。我們尊重說故事者分享故事的權利，也重視他們不分享故事的權利。互動除了指演員間的即興演出之外，也包括聆聽和演出的坦誠互動過程。演出過程中，我們得以再次肯定對方的存在，由此也穫得自己存在的感覺。說故事人觀看演出之後的感受亦相當重要。

阿良的故事曾被搬上報紙和電視熒幕。他說一次被送往醫院，突然有人主動接近、慰問，他跟對方說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後來對方才揭露自己原來是某報的記者。也有一次兩家大型電視台爭相到他家住的地方採訪他自殺的故事，又四處向其鄰居打聽。不幸地，那位鄰居老婆婆聽力不佳，記者們只得無功而回。最後是某台捷足先登，用五百元獲得了阿良的親身分享，並送阿良罐頭、即食面。總算替阿良解決了生計上的燃眉之急。可是，阿良的故事後來在熒幕上，不知什麼原因，卻有點不盡不實。然而，節目都己廣播了，作為一位觀眾，又可以怎樣呢？阿良跟我們分享的時候，也只能一笑置之了。

阿良故事被扭曲的經驗，其實也可能在「一」劇場中發生，因而為說故事人帶來反效果。這關乎到演員的前理解和個人體會。然而在劇場中，每一個人，包括說故事的、聽故事的和演員，同時皆是施事者、受眾、編劇和演員。大家有權利去表達自己的任何感受，也有義務先放下批判，理解個體感受，從而建立對話基礎。

演員之一，也是阿良在善導會中的朋友，錢錢聽過阿良的分享後說：「你Ｄ遭遇咁恐怖，唔癲就假啦！」大家也忍不住哄堂大笑。然而，我們知道錢錢其實道出了一個由「攪笑」串連的故事背後，其實都有血有淚。在阿良的故事中，我們了解到阿良的心路歷程，一個看似普通平凡的人也漸漸變得立體和真實。當我們感受到眼前是一個真實的人時，自然會產生一分來自對生命的尊重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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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想～還～在燃燒～「一」劇場在～精神健～康工～作坊的延～續

去年（零七年）暑假，一代人公社與善導會裏的精神病康服者進行了「一」劇場的工作坊。一代人公社比較喜歡以工作坊的形式多於以表演來表達致我們理想中的個體或社會轉變。在時間比較長和接觸次數較多的工作坊中，參加者有機會同時扮演分享者、觀眾及演員。這是比較完整的經驗。我們相信由一個演出中的觀眾和分享者進展成為工作坊中的分享者和演員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讓我先說在工作坊中分享者角色的重要性。

在幻 € 變的角 € 色中 € 表現自 € 我

雁玲是工作坊的參加者。她的爸爸是香港著名的紋身師。在灣仔的家同時就是工作間。雁玲分享她的掙扎，因為他爸爸不久前過身了，「這裡不再是工作室了，是否要重新裝修?把如同銀河繁星一般多的紋身圖案拆卸，鋪回尋常的家居牆紙?尋常的家居?但我就是在這樣的家居長大，都幾十年了，我真的捨得嗎?」

「爸爸的外國好朋友知道了，來找我。他專門出書講述世界各地的紋身大師，曾為爸爸出過書。他說，若真的拆卸的話，可否將爸爸的作品送給他?」

當我們聽著雁玲的故事，一起參加工作坊的學員嚷著要看看雁玲爸爸的書，雁玲於是在下一節的工作坊帶了書來，還為大家講解書中的故事由來及珍貴照片。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帶著不同的身分在社會中不同的體制中生活。但精神病康復者的這個身分往往太霸道，佔據了個人生命中主導的地位，令人時刻也活在這身分中，無從逃避。在「一」劇場的工作坊中，參加者可以在互信的環境中，輪流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分享者可以選擇述說任何有關自己的故事，換句話說，他們可以選擇以自己喜歡的或自己認為重要的一個身分去展現自己。雁玲在工作坊中選擇了作為紋身師女兒的身分存在當下，可以喘息一下，放下平日在家人、朋友、醫院、社區中心等等地方不斷掛著的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

可以說，「一」劇場工作坊中的精神病康復者，定時地輪流分享自己故事的重要意義不僅是自我介紹和分享，更是生命一次又一次重新達致比較理想的平衡點。這樣說來工作坊扮演著生命驛站的角色。

當說＠故＠事時＠我找回＠了自＠己

語言在敘事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在說故事時，語言一方面賦予了故事的意義，讓我們在所認知的世界中得到認同，但在同時，亦創造了我們存在的世界，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就像書寫一樣，我們所寫的文章在不同人的閱讀下，有不同的意義詮釋，同樣，人生的經歷在不同的人生時段中，又可有機會從新詮釋，創造當下的自我！當我們將敘事表達實現出來時，我們會再經驗、生活、創造、建構、塑造我們的「現實」，這種實現不是表達原本存在文本的意義，而是透過實現（論說）去建構意義。故事是由不同的生活事件組成，總是充滿裂縫，要實行（論說）故事，我們需要以生活經驗與想像力填補這些裂縫，而在每一次實行時，我們重寫了自己的故事，演化了自己的生活。在工作坊中，我們可以不斷 Playback （回帶）生活的片段，透過實行（論說）故事與他人的互動，積極塑造自己的生活與社會關係，對自己的生活及未來充滿權力。

重＝奪身＝體＝的自主

工作坊的另一個重點是演員的訓練。我們的演員訓練不能說建基於什麼戲劇傳統，而把重點放在參加者身體的解放。我們團隊中雖然沒有人以戲劇為專業，但各人也有自身與劇場的接觸點。而共同點是一些跟身體、當下、遊戲、環境、個體解放和社會改革有關係的劇場。因為我們相信在社會中大家的身體已被規訓得身不由己，表面上個體看似是自由的，但無論是消費、性別、學習或工作，你和我的身體都如同木偶，纏滿牽線，受到支配。我們相信身體若能在當下自由自主地起動、熱愛遊戲、敏感於處身的環境、隨時準備好作出反應，這樣的身體將會成為個體全人解放及社會改革的導引。

精神病康復者每天要服用不少藥物，身體的限制比我們大部份人又多了一重。亞良平常都是掛著一副撲克牌面，總是沒有表情。在頭幾個月工作坊的接觸裡，無論是碰到什麼故事，不論身為分享者抑或是演員，我們看到的總是那副抽走了表情的面。直到有一次黑色暴雨後我們再聚集，我讓大家自由發展一段有關雨的故事。我們先輪流說一句「雨」令我們想到什麼。說完兩個回合後，我請大家在自己說的兩句話中，找其中一句自由發揮演繹出來。我們一個個演出，然後輪到亞良。他選了「小朋友最喜歡雨天，可以放肆地玩水」這聯想來演繹。令我驚喜的先是他跳了起來!一邊用每秒跳一跳的速度在彈跳。他在工作坊中從來未有跳躍過，這是頭一次。然後撲克牌面孔還作出了出奇的變化：他展露出孩子玩水時頑皮的笑容!這也是頭一次。連聲音也配合著跳躍的身體和頑皮的笑容「快點過嚟呀，一齊玩水呀! 快點過嚟呀，一齊玩水呀!」。

這是亞良參加工作坊幾個月之後的一次突破。自此之後，撲克牌面不再是亞良的註冊商標了，我們差不多在每一次工作坊中也可看到一些亞良笑容的時刻。過了不久，亞良還開始告訴大家他自己精神病發的故事，和我們分享他患病的成因 - 那個像壓力煲的家庭背景；還有病發時的瘋狂行為 – 在街上漂泊，睡在公廁和公園裡。

精神病藥物及社會固有的觀念令精神病康復者的身心被打壓，一代人公社相信工作坊裡的身體練習會帶來身體的釋放和情感的自由表達，這是精神病康復者向加諸自己身上的局限最有力的反動。

騷動＋的＋身＋體帶來世＋界的＋搖撼

錢錢是另一位工作坊的學員。有一次我問她接觸了一人一故事劇場後對自己有什麼影響。她告訴我這故事。復活節教會排練話劇，講述耶穌復活的故事。錢錢獲邀請扮演馬利亞。相信大家也知道這些宗教劇的對白和情節都以聖經為藍本，每年也會重覆地上演，是為教會聚會的必然戲碼，有沒有新意不是問題。錢錢告訴我演出當天她不甘願樣板地演出已背誦的對白，於是即興地加入了她認為有助演出馬利亞這角色的一些小動作。演出後教友紛紛上前讚賞她，說估不到錢錢這麼會演戲。錢錢說換了是從前一定不夠膽參與那次演出，即使參與了也沒有可能在舞台上即興地加入那些動作。她說劇場遊戲和練習令她大膽了，就算即興要做些什麼，她也不怕。而且很蠻喜歡即興呢！

一人一故事劇場令到行將五十的媽媽錢錢不但在劇場工作坊裡動起來，還在生活中其他範圍自主地加添色彩，劇場中身體的釋放亦加強她參與改變周遭環境的力量。能夠引起工作坊的演員在生活中多了些「不甘願」的心情和「即興的小動作」，劇場可以說是功德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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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思覺失調中，對語言及身體的一點點敏感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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